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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延儒(宜兴人)第二次被召回朝廷,是由冯铨(涿州人)通过内廷关系赠送厚礼,太仓的张溥、嘉兴的吴昌时等人积极奔走牵线搭桥合力完成的。经过两年筹划,诏令终于下达,这是崇祯十四年(公元1641年)二月的事。

六月,周延儒到达京城拜见皇帝。皇帝与他想谈甚欢,更是称呼他为先生,而不称呼他名字。周延儒上任之初,首先恢复被误黜的举人资格,扩大全国取士名额;其次赦免漕运欠款及民间积欠赋税;因逢干旱,下令囚犯及判处戍边以下刑罚的罪犯都悉数回家(为了祈求上天感应降雨);再陈奏战争导致的残破年景与歉收问题,提议减免当年两税;在宗室保举中,选拔优秀人才,强化军事训练与物资储备,严格核查征讨事宜,无论防御、民生还是用人理财,无不深入探讨、精心调整。至于那些请求恩荫抚恤、表彰忠烈事迹等事宜,以往朝廷往往拖延不决,反复审核却又因受到制度框架和职权限制,导致诸多事项在内阁停滞不前,如今,朝廷对此类事务表现出慷慨大方的态度,不再吝惜给予恩泽。天下人无不敬仰周延儒的风采。皇帝将周延儒选拔的四十六位官员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任职,以此彰显皇恩。人们纷纷归心于周延儒,赞其为“太师”,口碑传遍朝野。倘若时局平稳,他何尝不能成为挽救时局的宰相?

此时,吴昌时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官职,一心想要调任吏部文选司,掌握选拔百官升降的大权。然而,郎中调动部门历来并无先例。吴昌时坚持要求周延儒帮他得到这个职位。周延儒为此查阅旧例,发现世宗(朱棣)时期吏部文选司官员病故后,兵部武库司郎中曾调补其职;又在天启年间,邹维琏以兵部职方郎身份调任吏部稽勋司。凭借这两个先例,尽管时任吏部尚书郑三俊不愿迎合周延儒,但此次因为是吴昌时的原因,便于崇祯十五年()八月呈递奏章同意他调任。当时正值台省官员例行升迁之时,按常规应该是六部推荐一名、都察院推荐两名官员的比例,从未有过超额。但吴昌时却安排了六部升迁十名官员、都察院升迁六台御史的比例共十六人,其中六部官员包括范士髦、李士焜等人,台官则有陈荩鸣、迟姚、应翀、磊斋等人。此举引起轩然大波。然而,吴昌时此时初步展现其铁腕手段,周延儒在内阁中予以支持,其他官员只能默然服从。自此,吴昌时掌握了实权,其影响力直达天听,恣意妄为。

吴昌时与张溥同为周延儒复召为相的主要策划者。但在淮安,张溥却腹部突发疾病而死,其实是吴昌时将其毒死,原因是他忌惮周延儒身边有两个亲信存在,这说明吴昌时心狠手辣如此。

壬午年(公元1642年)十月二十日,恰逢周延儒五十岁生日,原计划在皇宫内举行盛大宴会,皇后周氏以皇亲身份准备丰厚寿礼,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官员,都准备为周延儒举办盛大的寿辰庆祝活动。不料初十下午传来清兵入侵的消息,周延儒起初不信,认为是边关将领为索要粮饷的惯用伎俩。十一、十二两日果然平静无事,周延儒也镇定自若,坦然无事。没想到十三日清晨,有蓟州难民慌忙逃来,报告保定县已陷落,清军大队人马正南下。实际上,清军在初十五更时已攻破蓟州,随即封锁城门,城内消息无法传出,城外亦无人知晓,故京城一度认为并无战事。十三日清晨,清军携掠夺之物北返,而主力部队则挥师南下,京畿周边一片混乱、人仰马翻。皇帝震怒,指责边将无能,地方巡抚靠不住,更对情报传递不畅、塘报未发感到愤慨,下令将巡抚焉成名、潘永图以及总兵唐钺全部逮捕下狱并处决,怒气仍然未消散。

此后,皇帝每日坐镇文华殿,下令有献策者可直接入内,不受阻拦,董心葵等人都曾亲聆圣谕。甚至有一次,一名逃奴身着华贵服饰入宫,也被允许面圣,逃犯主人是勋贵,专门上奏皇帝,将这名逃犯处斩。九门白天关闭,文武官员只能在宫门外等待传召。短短一日之内,就有二十六座城池沦陷,周延儒面色惨淡,只能效仿杨嗣昌旧例,组织百名僧道在石虎胡同口举行大型法会,诵读《法华经》第七卷。从十一月到闰十一月再到十二月,整个京城仿佛陷入瓮中。

崇祯十六年(公元1643年)正月初一,按例应举行辑瑞典礼,但十三省封疆大吏无一人前来,二月就要举行的春闱考试也无人提及。直到三月初,外地来京者络绎不绝,沿途报平安,留在京城的官员包括经过三选尚未领取官凭的文武官员、外调升迁的司府官员约五百余人,才结队离开。原来,自去年十月清军深入内地以来,直到今年二月,他们每日行军将近二百里,士兵们始终身披铠甲、鞍马不离身。直到三月初一,清军进入莒州城,才将战马放养于野外,将士们得以休整,如此持续了一个月。莒州境内四面环山,春末时节草木茂盛,非常适合放牧马匹。四月初五日下午,皇帝驾临平台,召见三位阁臣,言辞严厉地表示:“我欲御驾亲征。”周延儒下跪道:“我愿代皇帝出征。”皇帝并未言语,只是抬头摇头。延儒起身,陈演接着说:“首辅阁务繁忙,我可以前往。”皇帝依旧摇头。陈演起身后,蒋德璟跪下说:“我确实可以去。”皇帝还是以同样的动作表示否定。蒋德璟起身,周延儒再次跪下请求出征。皇帝冷笑道:“看来先生是果真愿意去。我在宫中占卜,此刻正是良辰,一旦出宫门,须向东行,切勿转向西。”周延儒不得不谢恩出征,向东至齐化门,暂住城楼,并奏请兵科方士亮、御史蒋拱宸,兵部职方司尹民兴,户部刘嘉绩以及勤王到来的四位总兵刘泽清、唐通、周遇吉、黄得功一同前往。

初六日,周延儒一行到达通州,而清军已从南方出击,东起津门,西至涿鹿,绵延三百余里,队伍密集,车马满载,随意地从芦苇荡处渡河。而官军驻守的远近城楼上的炮声,昼夜不绝。周延儒在通州时,接受了四镇将领的拜谒,四镇总兵轮流设宴款待,随征的四位大臣陪同。周延儒又宴请四镇将领,四位大臣又陪着四镇总兵赴宴。周延儒往来于各宴席,先向勤王四镇敬酒,祝其凯旋,后向随征四臣敬酒,祝其立功。一个月来,他忙于应酬,每日早晚两次上疏,皆言飞报大捷,但实际上并未出城半步,就连敌人在濠沟外偷窥也未发一箭。后世有传言称其放敌军出境,实属冤枉。

五月初六日,清军踪影全无,周延儒与连日狂欢的众人庆祝太平。又过了四日,整理行装准备回京。初十日上午先至文华殿陛见,皇帝亲自迎接,握手抚慰,极为关切。周延儒请求休假一段时间,皇帝不准。十五日,皇帝赐予阁臣羊酒,陈演、蒋德璟认为自己身为朝臣却无所作为,不仅没有尽到辅佐皇帝的责任,反而给皇帝带来了忧虑,对此深感羞愧,于是主动请求皇帝收回任命自己为阁臣的旨意。周延儒见状也请求辞去职位,没想到皇帝竟然同意他与陈、蒋二人一同辞职。

当时,涪州知州吴方思(武进县人士)蓼堪正在京城觐见皇帝,看到邸报,跺脚忧虑道:“皇帝对周延儒的宠爱已不如前。”

十八日,皇帝谕令礼部、吏部、兵部查核阁臣视师凯旋后的优礼之宴应如何隆重举办,各部门呈交两份方案,均被以不合情理为由驳回。二十三日午时,传令大小九卿申时在平台等候旨意,届时接旨,结果却是首辅周延儒贪腐欺诈,辜负朕心,令议处回奏。当时周延儒仍在内阁卧病,被两人搀扶而出,乘坐小轿返回家中。次日,群臣聚集于西掖门(办公之地),原本周延儒所在的官署已经空荡无人,过去在朝堂上傲慢对待同僚的周延儒,如今却遭受众人唾骂。皇帝的旨意传达到了各勋戚手中,即使对周延儒进行弹劾的奏疏也保持着必要的体面,其余的事情都已经有了皇帝旨意决定。六月初一,周延儒在前门的碁盘街向皇帝辞别,皇帝仍派使者赐银一百两作为路费。

此后,弹劾周延儒者的人日益增多,尤其是昔日与其亲近的袁彭年等人,弹劾他最为卖力。这些人各自为保全自身地位,生怕别人先一步弹劾自己。蒋拱宸弹劾周延儒则另有插曲,他曾参与考选官员,本期望得到中枢部门的职位,当时需要一万两,但他只有六千两,因此对周延儒怀恨在心,而且他与周延儒既是同乡又是师生,当时对周延儒寄予了厚望。为此,蒋拱宸联合他人一同上疏弹劾延儒,同时还牵涉到吴昌时。

七月二十五日,皇帝亲自在文华殿审讯周延儒案,当天便派出缇骑南下捉拿周延儒。周延儒于十月初八抵达京城,暂时居住在顺城门外的二庙。他上疏请求到边疆戍守,但未获回复。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时分,皇帝下旨赐予周延儒自缢,吴昌时则被判处弃市之刑。

皇帝派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惟(此处可能笔误,应为末代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)传旨。之前周延儒任内阁首辅时,骆养性一定要尊拜周延儒为老师,以便称呼。传旨时,周延儒叮嘱骆养性照顾其弟的相关后事,絮絮叨叨不停,骆养性急于回奏,恐耽误时间,便关闭房门,跪在庭院中,焦急地呼唤:“老师天明了!老师天明了!”骆养性回奏后,当天便得到了皇帝旨意,周延儒的尸体得以从绳索中解下。

冯铨(涿州人)与周延儒是同年进士,年纪也相近,之前与周延儒有同床共枕过的交情,后来与周延儒结为儿女亲家。冯铨在己巳逆案罪臣中位居前列,如今为周延儒起复不停奔走,是希望能够得到宽恕,成为漏网之鱼,再重振旗鼓。但皇帝对此事最为在意,周延儒想尽缓急的办法,三年来如一日地竭尽苦心,最终竟无从再皇帝面前开口,没想到最终只是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

周延儒第二次被朝廷征召时,占卜具体出行日期。某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已故妻子吴氏在面前痛哭,说不要入京,入京必有祸患。周延儒不信,毅然前往,结果果然应验梦境。也有人说他的儿子周奕封也做了同样的梦。

译者注:1.己巳逆案,即崇祯清算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分子所定的逆案。逆案中根据罪行大小分了几等,在谄事魏忠贤那一等罪中涉及一百二十九人,冯铨排名第二,被削职为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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